邁向綠色發展新境界

2019-11-29
來源:中國環境報    

  我國即將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之年,生態環境保護也將進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決勝階段。面向建設美麗中國的美好遠景,謀劃好“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戰略至關重要。

  不斷發展的環境與經濟關系

  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具有非常緊密的關系,中國生態環境保護的歷史,是一部不斷調整和改善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歷史。

  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了加快工業化的時代。由于工業化起點低、底子薄、發展方式落后,帶來了越來越突出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和生態破壞,稱為生態環境問題。由于生態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方式有直接的關系,因此在80年代初期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制定了“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相統一”的戰略方針,核心思想是把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結合和統一起來,兩者兼顧,保持平衡。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先進的思想,很有價值。

  在這個方針指導下,中央和地方成立了各級環境保護機構,國家出臺了大量環保法律法規和政策標準,使環境保護事業逐漸發展起來。那是生態環境保護事業從無到有、摸索前行的歲月,充滿了激情和創新,逐步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環境保護框架體系。但是,在當時的發展階段上,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不高,環保知識相當缺乏,環保科技手段有限,經濟支撐能力不足,環境保護成效跟不上經濟發展帶來環境問題的速度,兩者關系失衡越來越嚴重,很長時期內生態環境狀況都是“總體還在惡化”。那個時期的環境保護,面對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局面,只能去努力追趕和平衡,這可以看作是“環境平衡經濟”的時期。

  進入21世紀,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生態環境問題壓力更大。為了改變環境保護長期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局面,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加快實現三個轉變:一是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二是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三是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三個轉變”既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思想的轉變,也是環保工作的歷史性轉變。為此,國家把加強環境保護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手段,努力改變先污染后治理、邊治理邊破壞的狀況。

  從“十二五”開始,國家把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約束性指標,修訂實施最嚴的新《環境保護法》及其他環保法律,推行重污染行業超低排放改造等等,這些嚴格的環境保護要求倒逼經濟發展轉型升級,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連年下降,環境與經濟嚴重失衡的局面得到緩解和糾正,經濟發展方式開始朝著綠色化方向轉變,這可以看作是“環境優化經濟”的時期。

  新的戰略取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發生了全局性、轉折性、歷史性變化,生態環保的思想認識程度、污染治理力度、制度出臺頻度、監管執法尺度、環境改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國家采取的中央生態環保督察、清理散亂污企業、對重點地區進行強化督查、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強制更換清潔能源(煤改氣、煤改電等)、對失職者進行嚴格追責問責等強力生態環保措施,使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得到優化,企業生產技術和污染治理設施得到更新,推動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減輕了生態環境壓力。生態環境質量出現趨穩向好、持續改善的局面,很多生態環境問題頑疾在強勢環保壓力下得到解決,增強了人民群眾的生態環保獲得感。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指出,綠色發展是解決污染問題的根本之策。這個重要論述指明了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新著力點。綠色發展是連接“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綠色之橋,是環境與經濟深度結合、融為一體的結果。可以看到,這是生態環保與經濟發展關系的一個新境界,今非昔比。環境優化經濟,經濟反哺環境,二者相互倚重,相得益彰,開始形成融合共贏的邏輯關系。盡管這種正向的良性關系還是初步的,還不穩固,但已經有了現實的基礎,其積極效應正在逐步放大,前景可待,這可以看作是“環境與經濟相融合”的時期。

  “十四五”將是環境與經濟更加深入融合的時期。在綠色發展的旗幟下,生態環境保護不僅要在經濟發展的外圍提出要求、形成壓力,倒逼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而且要長入到經濟發展過程之中,提出綠色經濟發展的方案,引導和督促行業、產業、企業進行綠色轉型升級,這是“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重要的戰略取向。

  例如,在強勢環保全面推動了工業企業達標排放后,進一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出路必然是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特別是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和用地結構的調整。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部署中已經得到了體現,如在《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柴油貨車污染治理攻堅戰行動計劃》等戰役安排中,結構調整都排在重點任務的前列,這是非同尋常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提出了淘汰落后產能的量化指標。我們在京津冀某市督查中看到,近幾年來在結構調整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傳統工業仍擔當主力,鋼鐵、化工、火電還有擴大規模的趨勢,城區中分布著大量工業園區,大量中小企業舉目可見,使得人口集中的城區內生態空間偏小。在這樣的產業結構和經濟布局下,即使每個企業都達標排放,總體排放量仍然超過環境承載能力,說明進一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必須在結構調整上下大力氣,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

  調整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部門的主要職能,長期以來這些部門在推動經濟效益為導向的結構調整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也在積極探索和推進以綠色發展為導向的結構調整,這是一個新命題,這種形勢下,生態環境保護部門的主動介入和協作是雙方都需要和歡迎的。

  整裝揚帆再啟航

  上世紀80年代末,環保事業正處在艱難探索之中,國家在經濟條件很緊張的情況下,成立了國家環保局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名稱中專門加上“環境與經濟”,就是為了突出其環境與經濟相結合的特殊定位。中心的主要任務是集中研究與環境問題有關的經濟發展政策,提供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戰略思路和政策建議。

  中心成立以來,在理論創新、基礎研究、政策設計、管理服務等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其提出的“從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轉變到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理論觀點,為國家提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重和同步的新方針提供了理論支撐。在資源價值核算、環境經濟評價、資源定價機制、環境保護戰略、國外生態環境保護經驗借鑒等方面的基礎性研究工作,為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提供了新穎的思路和建議。圍繞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主題進行的諸多政策設計,包括宏觀環境保護理論、綠色發展戰略、環境保護體制改革、環境經濟政策、綠色金融政策、環境與貿易政策、公眾參與政策、環境與健康管理等,為國家生態環境保護管理工作提供了直接支持。中心還在國際環境會議和國際環境公約談判中努力轉播中國環保理念和政策,為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了力量。中心參與了國家環境保護體制改革設計,自身也發展成為環境保護隊伍中一支負有特殊使命的力量。總之,中心在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發展中誕生,伴隨和見證了這項偉大事業的發展,并在其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成果斐然,可喜可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這是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共同路線。政研中心作為以環境與經濟相結合為初心的政策研究機構,過去在促進環境與經濟的協同發展上做了大量工作,現在則在推動綠色發展上擔負著新的任務,得到了新的發展空間。祝愿中心把握好這個機遇,在為生態環境保護事業提供全面政策支持的同時,不改初心,深耕細作,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上做出更大的成績。

  作者系生態環境部督察專員,原任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彩票投注 张公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