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不可能三角”?

2016-07-25
作者:蔡昉

  中國在改革開放長達33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年均9.9%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于這個高速增長之后,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產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產生于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于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于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2010年期間處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于同樣發展階段里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消除了妨礙資源配置的體制性障礙,釋放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并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并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于增長的速度而在于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于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并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于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達2.67∶1的峰值后,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并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并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于提高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改革,即屬于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后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表明,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這方面的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于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等。由于這類改革著眼于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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